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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城镇化理想照进现实

时间:2018-10-26 20:10:40| 来源:| 编辑:笔名| 点击:0次

新城镇化:理想照进现实

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.7%,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%左右。按照规划,到2020年,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%,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%左右,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,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。

58幢五层小楼规则地排列着,外围一圈门脸房的新玻璃门闪着光,学校、卫生院、村民活动中心配套健全。气派的中心广场上,一块四五米长、一人多高的巨石上题着大字六和新村。

这里是涿州市义和庄乡著名的六村联建项目,是河北省农村新民居项目省级示范点。按照当年的设想,里渠、邓渠、东大兴庄、四柳树、古城和刘家园6个村的1165户、4100名村民将于2012年入住这个看上去很美的社区。然而,如今已是2014年8月,村民们仍未迎来上楼之日。

资金,成为困扰六和新村建设的最大问题。原本计划投资9.76亿元的项目,如今投入已追加至14亿元,但工程完工仍遥遥无期。

六和新村遇到的问题,正是当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:政府大包大揽、大拆大建,完全靠土地融资来完成城镇建设的模式是否能持续下去?新城镇化是否应交由市场来主导完成?

遥遥无期的搬迁

五年了,当年按人头分的房,现在村里人都死了好几个了,新房还没搬邓渠村村民王大爷向时代周报感叹。

2009年,义和庄乡传出消息,说要拆迁盖别墅。为了提高村民的积极性,乡政府还组织了几个村的村民代表坐着大巴去外地参观。当时大家去看的那个地方,社区里都是几层的小别墅,特别的好。有村民回忆。乡里还拿出模型来给我们瞧,都是两层的小别墅。当时跟大伙儿说的是,一家一个院。王大爷一看,这政策不赖啊。

根据2011年涿州市出台的《涿州市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规划》,未来的涿州将有一个中心、5个组团、49个特色风情小镇。由义和庄乡的里渠、邓渠、东大兴庄、四柳树、古城和刘家园六村联建的六和新村即是规划的首批项目。

当时的拆迁补偿方案是 30+10+20:30是每人无偿分得30平方米住房,10是每人可再以成本价购10平方米住房,20是免交20年物业费、取暖费。

我是我们村第一个签的。村民李大叔回忆,当时为了鼓励村民配合政策实施,政府想出了奖励措施:先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村民可以优先选房。在2011年10月19日前签协议的,还可获得补偿款总额5%的奖励。

时代周报在这份协议上看到,除了新房面积、补偿款数额等信息,并未说明安置房是别墅还是板楼,入住时间也没有明确承诺。

没过多久,村里忽然传出消息,说由于别墅占地面积太多,新社区全部改建为五六层高、一梯两户的小板楼。不少村民感觉被忽悠了。

即便如此,王大爷仍乐观地想,虽然与一家一个别墅相去甚远,但老两口可以住上60平米的楼房,旧宅拆迁还能获得4万多元补偿款,至少比现在条件好,也就接受了。

然而,村民们的让步却没能让搬新家的日子早点到来。去年就说能搬,七一搬不了八一搬,又说十一搬,年底搬。结果到现在也没搬成。村民赵大姐心热了又凉了。

当然,也并非所有村民都期待上楼。

愿意迁的都是困难户,比如我有三个儿子,二十多岁该娶媳妇了,盖不起房,这种愿意。但条件好的,自个儿本来有个小院,盖点小房,住着多舒服。再有钱的就去城里买房了,也不愿意住那新村。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干部告诉时代周报,他自己也不愿意搬,无奈要给老百姓起带头作用,不得不搬。

遇到不愿意搬的村民,他还要负责拿下,这工作可不好做。比如那会儿让签字,村民提条件说三年搬得了吗?这都第五年了还实施不了,怎么让人相信啊!

资金困局

不仅对何时搬迁缺乏信心,对于上楼之后的生活,很多村民同样心里没底。

我们村离新楼近,有的村离这5里地呢,他能上楼住,再大老远种地去吗?把六个村弄一块,我感觉有点大跃进了。王大爷当了一辈子农民,他想不明白,离开了土地,这农民还怎么当。

事实上,在六和新村规划之初,就充分考虑了农民的各种需求:回迁楼设计成了五层半结构,最下面半层是每户的车库和地下室,用来存放农机具和各种杂物;平房都带一个小院,搬上新楼后,为了给村民提供活动的空间,小区里建设了大型中央广场;为了存放收获的粮食、圈养的牛羊,社区设置了仓房和养殖场

在涿州关于城镇化的规划中,对于农民上楼后的四个收入也有明确规定:除了拆迁补偿款,还有经营性收入、工资性收入、政策性收入,以及养老保障。

农村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缺钱,但农村有丰富的宅基地资源。义和庄乡党委书记付伟辉此前表示,六村联建之所以能推动成功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拆旧建新腾出了大量土地,既实现了土地的集中节约利用,又利用国家占补平衡、土地增减挂钩政策,把节约出来的土地变成了城市建设用地,再通过招拍挂,置换出资金用于六村联建。

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,种种规划并未顺利实现。原先许诺的养殖场和晒粮场等配套设施,如今连地方都没选好,更甭说建了。施工过程中的偷工减料在村民之间也早就流传开了。

现在按说都弄差不多了,回迁的都能搬了。但里面上水下水都不行,哪儿哪儿都冒水,工程质量不达标。赵大姐说。

更有村民称,由于被拖欠工资,自去年起,工程施工队的民工中已有两人跳塔,一人跳楼。时代周报在河北省络问政综合服务平台上看到,有工程队投诉六村联建工程承包人钟某某拖欠千名民工工程款共计8200余万元。

作为河北省农村新民居项目省级示范点,六村联建项目最初的投资是9.76亿元。据悉,如今投入已追加至14亿元,但完工仍是遥遥无期。从村民到政府工作人员都心中有数:工程一直没有完工,正是资金链出了问题。

政府包办之弊

资金问题的背后,正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进程容易引发的弊端。过去最常见的城镇化模式是政府大拆大建,搞房地产,搞造城运动,然后大投资,追求GDP和财政收入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曾指出,政府投资正是这么多年来诸多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。

由于政府主导城镇化,靠征地、融资搞城市建设,城市化的成本越来越高。粗略计算,年,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中,用于征地和拆迁的比重已经达到41%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部长刘守英在2013年的中国改革论坛上指出,中国当前城市化模式是靠征地推动的,好处之一是成本比较低,二是推动的速度快,但是也带来很多问题:一是政府跟农民之间利益冲突严重,二是土地的出让出租、土地的抵押、融资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。政府完全靠土地的融资来完成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持续的,必须尽快改变。

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,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压缩公权领域,扩大私权领域,让市场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。关键在于推进要素的市场化:一是给城乡居民以更大的自由选择权,形成劳动要素市场,使各类劳动者有平等的机会;二是改善资本市场,减少政府用行政力量扭曲资本市场;三是建立有效的土地市场。

除了政府政策层面的偏差,执行过程中的低效,是更容易受到老百姓诟病的问题。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表示,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低透明度、监管不力、个人权力过大等诸多管理弊病,还给与政府投资关系密切的腐败现象开了方便之门。这也导致某些政府官员热衷于政府投资。

回到六和新村项目上,那会儿说我们这是第一批,弄好了还有别的村接着弄第二批。第一批就这么费劲,好多事儿不像想象的那么好。在前述那位村干部看来

新城镇化理想照进现实

,这就是城镇化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。政策是真好,下面具体实施是真不行。

这问题,你能给反映到李克强总理那吗?采访最后,村民王大爷和时代周报开了一个心酸的玩笑。